雪落得极静，像一层薄纱裹住整个沈家老宅。她蜷在樟木柜里，指甲深陷进掌心，血珠渗出来，混着柜门上剥落的漆皮，在昏暗中洇开一小片暗红。那日母亲被抬出去时，她正被锁在柜中，只听见外头脚步声杂沓，夹着男人粗哑的呵斥：“蠢货！连个女人也护不住！”——那声音像刀子刮过耳膜，她死死捂住自己的嘴，连呼吸都屏住了，生怕发出一丝声响惊动了外面的人。
第二天清晨，她从柜中爬出来，衣襟上还沾着母亲临终前留下的半缕青布裙边。她没哭，只是用袖口擦了擦嘴角，又把那块染血的布条仔细叠好，塞进怀里。她记得父亲那晚醉醺醺地回来，抱着一个瘦小的丫头，说“这孩子是你的”，她就站在廊下，看着那丫头被抱进内院，一滴泪也没掉。她知道，那丫头叫阿莲，是父亲的庶子，生母早亡，自幼由乳娘带大，如今却成了她唯一的“替身”。
她没有等天亮。趁夜，她提着水桶去了后院井台。阿莲睡在柴房角落，身上盖着旧棉被，呼吸均匀。她蹲在井沿边，手伸进桶里，搅动清水，水底浮起几片枯叶，还有一根断了的麻绳。她把绳子系在阿莲脚踝上，再缓缓将人拖进井里。阿莲惊醒时，只看见一张苍白的脸，和一双冻得发紫的手。她没有挣扎，只是睁着眼，喉咙里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，像一条被搁浅的鱼。她一直等到那人彻底不动了，才把绳子松开，轻轻把井盖推回原位。
回到屋里，她端来一碗热粥，放在父亲床头。父亲醒来时，正对着那碗粥怔怔出神，嘴里喃喃道：“你……怎么知道我昨夜没喝药？”她垂眸，手指抚过碗沿，轻声道：“您怕苦，我特意加了蜜。”——她没说，那碗粥里，是阿莲的血，混着井水，还掺了半勺白矾，是她熬了一整夜才配出来的“安神汤”。
三天后，她被逐出家门。轿子停在山门外，她站在阶前，回头望了一眼那扇雕花朱门，门楣上“沈氏”二字早已褪色，像一道旧伤疤。她没哭，只是把袖口的血渍抹干净，然后把那块青布裙边塞进袖子里，转身走了。
雪越下越大，她赤脚踩在冰面上，靴子早已丢在路边。风卷着雪粒打在脸上，她咬紧牙关往前走，直到脚底裂开一道口子，鲜血混着雪水淌下来。她忽然停下，抬头望见远处山腰上的一盏灯，微弱却执着，在浓雾中摇晃。她记得那是她小时候，母亲常带她去烧香的那座小庙。那时她总问：“娘，为什么灯不灭？”母亲笑着摸她的头：“因为有人在等。”
她慢慢挪过去，跪在雪地里，双手捧起那束光。可当她伸手触到灯罩时，指尖却突然僵住了——那不是灯，是火。是她亲手点的。那晚，她偷了祠堂里的香烛，借着月光，在庙里烧了三炷香，又把供桌上的铜鼎翻倒，把那些供品尽数泼在祭坛上，最后把那盏长明灯也扯了下来，塞进自己怀里。她想告诉母亲，她终于明白了——原来有些东西，不是靠求来的，而是要抢来的。
后来，她便真的疯了。
起初只是梦魇。夜里总听见有人在喊她的名字，声音忽远忽近，像风穿过破窗。她开始记不清自己是谁，只记得母亲临终前最后一句话：“别信他，别信他……”她反复念叨，却怎么也拼不全。她甚至能闻到那股药味，甜中带腥，是阿莲死前吐出的血，也是她自己吞下去的药。
她开始割腕，用刀片在手臂上划出一道道口子，血流得慢，像在写什么字。她把血涂在墙上，画满符咒，又用炭灰调成墨，在纸页上写下一串串名字——有父亲，有阿莲，有那个曾抱着阿莲的男人，还有她自己。她写得极认真，一笔一划，仿佛在完成一场仪式。
某夜，她梦见母亲坐在灯下，手里拿着一把剪刀，说：“你割得不够深。”她醒来时，发现自己真的在割，左手腕上已留下四道深痕，血凝成暗红的痂，像四道小小的伤口，又像四道未闭合的唇。
她不再躲藏。她披着破旧的嫁衣，走在街上，头发散乱，眼神空洞，却异常平静。人们纷纷避让，有人低声议论：“那是沈家大小姐，疯了。”她听见了，也不反驳，只是把手中那把锈迹斑斑的剪刀举起来，对着太阳，轻轻一晃——银光一闪，照得整条街都亮了。
她走到城郊的荒坟堆，挖开一座新土，里面躺着一个穿着红袄的小女孩，头发已朽，脸却还带着笑意。她跪下来，把那把剪刀插进土里，然后解开自己的衣襟，露出胸口一道旧疤——那是她六岁时，为救阿莲，被父亲用火钳烫出来的。她把那道疤按在小女孩的额头上，低声说：“我替你疼过了。”
她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。也许十年，也许二十年。她只记得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她总会摸一摸胸前的疤痕，再摸一摸那块青布裙边。它还在，温温的，像一块活物。
直到那天，她站在桥头，看见一个年轻男子撑伞走过。他穿着素净的青衫，眉目清朗，手里拎着一盏灯笼，灯光暖黄，映着他低垂的眼睫。她怔住了，喉头一紧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炸开——那眼神，那步态，那伞沿滴落的水珠，都像极了当年那个抱着阿莲的男人。
她没有追上去，只是静静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。风吹起她散乱的鬓发，她抬起手，轻轻抚过脸颊，指尖沾着一点霜，凉得刺骨。她笑了笑，笑得极淡，又极真。
然后，她把那盏灯笼捡起来，放进怀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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