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5年的上海，初夏的风裹着潮湿的暖意，从黄浦江边吹进弄堂深处。沈墨站在二叔家那间低矮的灶间门口，手里攥着一叠皱巴巴的纸币——三十七块八毛七分钱，是这个暑假他卖冰棍、修自行车、帮人代课挣来的。他没敢抬头看二叔，只听见对方在灶台前用铁勺搅动着一锅稀粥，咕嘟咕嘟地响。
“小墨，你这孩子……”二叔的声音沉甸甸的，像压在胸口的旧棉被，“城里户口落不下来，就别想进厂子，更别提以后考大学了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一句，“你妈那边……怕是也顾不上你。”
沈墨没说话，只是把钱往裤兜里塞得更深些。他知道，自己不是亲生的。父母是知青，返沪时带着他一起回来，可那时他才六岁，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。后来他们离婚，一个去了浦东，一个搬回了老城厢。他成了夹在中间的“拖油瓶”，姥姥嫌他碍事，奶奶说他“没娘疼”，只有二叔，在厂里当钳工，每月领着三十块工资，却总在周末给他带两个鸡蛋，还偷偷塞给他几毛钱买糖吃。
那天傍晚，他蹲在弄堂口的小摊前，把最后一根冰棍递给隔壁王阿婆。她笑着摸了摸他头发：“小墨啊，再过几天，你就能去学校报到了吧？”他点点头，没接话。他记得自己上一次开学是在云南，跟着父亲在山沟里住过两年。那会儿他天天捡柴火，夜里听狗叫，天亮了就跟着父亲去地里挖野菜。如今回到上海，他倒觉得陌生得可怕——这里的人说话快，走路急，连空气都透着一股子焦躁的味道。
他回到二叔家，把钱放在饭桌上。二叔没动，只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忽然开口：“小墨，你要是真有心，今年暑假，我带你去厂里看看。”
“厂里？”沈墨愣了一下。
“对，你二叔我认识几个老师傅，能教你学点手艺。”二叔语气缓了，声音却低下去，“你爸当年就是靠这个，进了国营厂，后来才有了稳定日子。”
沈墨没再问，只是默默点头。他心里清楚，这不是施舍，而是信任。他第一次觉得，自己或许真的可以不一样。
第二年春天，他进了市重点中学。那所学校的门楣上写着“上海市第一中学”，校门旁的梧桐树刚抽出嫩芽，阳光穿过枝叶洒在地上，斑驳如金箔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背着旧书包，走进教室时，全班同学都安静下来了。没人认得他，但有人悄悄嘀咕：“这小子，怎么这么干净？”
班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，姓李，说话慢条斯理。她翻了翻他的档案，眼神一亮：“原来是你啊，小墨。听说你上学期期末考了年级第三？”
“是，李老师。”他站直了身子，声音不大，却很稳。
李老师笑了，拍了拍他肩膀：“好好干，别让二叔失望。”
他没说出口的话，是二叔在他高考前夜坐了一整晚，一边抽烟一边给他讲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他说：“小墨，你记住，人这一辈子，不怕穷，就怕没骨头。”
高考结束那天，他坐在考场外的长椅上，看着远处飘来一阵阵烟花。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云南，父亲带他去看山里的萤火虫，那些光点一闪一闪，像极了现在天空中的烟火。他掏出手机，想给二叔打个电话，可信号不好，只能先发了个短信：“二叔，我考上了。”
晚上十一点，他收到回复：“小墨，明天早上七点，厂门口见。我给你找了个活儿。”
第二天清晨五点，他准时出现在厂门口。二叔已经等在那里，手里拎着两个馒头，还有半瓶凉茶。他递过去，沈墨接过，咬了一口，热气腾腾的，带着面粉和芝麻的香。
“走，今天带你去修车。”二叔拍拍他肩膀，“你不是说想学技术吗？咱们厂里有个老师傅，专修进口自行车，手底下出来的徒弟，现在都在搞机械设计。”
沈墨没说话，只是跟着他进了车间。车间里机器轰鸣，油污弥漫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指节粗大，指甲缝里嵌着黑灰。可就在那一刻，他忽然觉得，这双手，也许真能撑起一片天。
三年后，他拿到了沪海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。那天他站在宿舍楼下，仰头望着教学楼高耸的玻璃幕墙，阳光照在上面，反射出刺眼的光。他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二叔的电话。
“喂？小墨？”
“二叔，我……我考上大学了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一声轻笑：“我就知道，你不会让我失望。”
他挂掉电话，转身走向图书馆。路过操场时，看见一群学生在踢足球，笑声清脆，像一串串银铃。他停下脚步，看着他们奔跑的身影，忽然觉得，自己好像也终于成了其中的一员。
他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回头的必要。他知道，自己不再是那个在弄堂口卖冰棍的少年；他也不再是那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。他是沈墨，是二叔口中的“小墨”，是未来工程师，是那个在1985年的夏天，亲手把自己推上轨道的人。
窗外，一只麻雀落在窗台上，歪着头看他。他伸出手，它飞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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