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深秋的晨雾还没散尽，赵鸣在炕上睁眼时，听见屋外鸡叫得勤快，灶膛里柴火正噼啪作响。他摸了摸自己手心，那道旧伤疤还在，是去年冬天赶山时被野猪撞的，如今摸起来还隐隐发痒。可这回不一样了——他记得清清楚楚，昨夜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，浑身插满管子，听着窗外救护车鸣笛远去，最后一点意识飘进黑夜里，是母亲临终前攥着他手说的那句话：“鸣子……别走……”
他猛地坐起，棉袄袖口沾着半块冷硬的窝头渣。窗纸被风掀开一道缝，漏进一缕灰白日光，照见炕沿上摆着的搪瓷缸子，里面泡着几片干菜叶，旁边搁着半截烟卷儿，是父亲留下的老式长嘴烟锅。他喉头一紧，这日子没变，但人变了。
他摸出墙角那只粗陶罐，倒出三枚铁皮罐头盖子，叠成小塔，又用细绳捆好，这是他昨晚想好的——今早得先去老李家，把二妹小弟的存粮借出来，再给爹娘的坟头添两把土。他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今天早上，他接到县里通知，让他明天报到参军。可这回，他不去了。
村东头老槐树下，几个汉子正蹲着剥玉米，看见他过来，有人笑：“赵鸣，今儿咋这么精神？莫不是真要走了？”他笑了笑，没接话，只从怀里掏出个布包，里头是几块糖，分给孩子们。小虎子捧着糖跑远了，回头喊：“哥，你真不走了？”他没应声，只是低头看自己脚上的补丁鞋，鞋底磨穿了，露出里面一层层草绳。
下午，他扛着铁锹去后山挖地。山坳里荒草丛生，有野兔蹿过，他眯眼盯了半晌，忽然想起前世那场雪崩——当时他和二妹追着一头野猪跑进密林，结果被积雪埋了三天，二妹冻僵的手还死死攥着他胳膊，喊他“哥，别丢下我”。他咬牙继续挖，土块砸在铁锹上，溅起泥点子，他忽然觉得，这双手，该用来种地，不该再伸向枪口。
傍晚，他提着篮子去村西头王婶家。王婶正在院里晒豆子，看见他来了，忙招呼：“来啦？快进来坐。”他坐下，从篮子里拿出半袋苞米面，又塞过去一叠红纸：“婶子，这是我娘临走前托我捎给您的，说是您当年教我识字，比亲娘还亲。”王婶眼圈红了，手抖着接过，却突然压低声音：“鸣子啊，听说县里新批了‘禁猎’政策，明年春上就要落实，你们……还能不能打野猪？”
他怔住了。前世他当兵那年，正是禁猎令刚出台的时候，村里人全靠打猎活命，后来政策一收紧，大家就都饿得脸黄。他那时不懂，只想着“能吃上商品粮”，可如今想来，那些年，他连父母最后一顿饭都没陪他们吃完。
第二天清晨，他带了两个竹篓，翻过三道山梁，进了松林深处。枯枝断处，他发现一串野猪蹄印，顺着往北走，果然在石崖下发现了半具尸体，是头母猪，肚皮被撕开，内脏散了一地。他蹲下身，用刀划开猪皮，掏出几颗圆滚滚的猪油丸子，又顺手摘了两株野山参，塞进衣襟里。他记得，前世他第一次打野猪，也是这样，可那次他没救下那头母猪，它临死前竟用鼻子拱了拱他的裤脚，像在说“救救孩子”。
中午，他坐在溪边啃冷馒头，远处传来狗吠。他抬头，看见村口那条土路尽头，一辆破自行车摇晃着驶来，车把上挂着个蓝布包，是小弟的。他愣住，这孩子怎么回来了？小弟下车，脸上沾着泥，手里攥着张纸条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：“哥，我找到学校了，老师说，只要交齐学费，就能上学。”他喉头一哽，一把搂住弟弟，两人肩膀一起抖了抖。
傍晚，他回到家里，把野猪油和山参分给邻居家，又把苞米面堆进粮仓。他站在院中，望着天上稀疏的星子，忽然想起小时候，他和二妹坐在门槛上数星星，她指着北斗七星说：“哥，等我们有钱了，就把这院子修成木头房，再养两只大鹅。”他轻声说：“二妹，这次，咱们一起。”
第三天，他带着全村人上了山。老李、王婶、还有几个年轻人，跟着他踩着野兽踏出的小径，在密林里寻踪迹。他教他们辨认鹿蹄印、熊掌纹，告诉他们哪棵树结的野果最甜，哪片坡地适合种山药。有人问：“赵鸣，你真不怕犯法？”他笑着指指自己腰间的猎刀：“咱这山，是祖宗传下来的，不是谁家的私产。”
半个月后，村口那棵老榆树下，挂满了晾晒的野猪肉干，金灿灿的，香气扑鼻。孩子们围着转圈，争着抢着尝。王婶端来一碗热汤，递给他：“鸣子，喝吧，这可是你娘当年最爱喝的。”他接过碗，看着眼前这张张熟悉的脸，忽然觉得，这才是活着的样子——不是穿着军装挺直腰杆，而是赤脚踩在泥土里，和家人一起，把日子一寸寸种进春天。
他没再离开村子，也没再提参军的事。可每到冬夜，他总爱坐在灯下，把山货按大小排好，算账，记账，再把账本放进铁皮箱里。箱底压着一张泛黄的纸，是二妹临走前画的，画的是他们一家四口站在山坡上，背后是炊烟袅袅的村庄，中间一行小字：“哥，等我们老了，也像这画一样，天天晒太阳。”
那年秋天，村里第一台拖拉机开进了田埂，轰隆隆碾过土地，扬起一片金黄。赵鸣站在田埂上，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山药藤蔓爬上篱笆，叶子绿得发亮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野山参，轻轻笑了——这回，他不再赶山，而是让山，替他赶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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