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兴武睁开眼时，鼻腔里钻进一股陈年旧纸与汗渍混合的气味。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——皮肤粗糙，指节上还沾着点黑泥，指尖微微发颤。他坐直身子，看见自己正趴在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桌上，桌角刻着“1984”三个歪斜的字，旁边还压着半张撕破的《数理化复习提纲》，纸页边缘卷得像被虫蛀过。
窗外是灰蒙蒙的天，雨丝斜斜地打在铁皮屋顶上，发出稀疏又固执的敲击声。他记得自己死前最后的画面：在出租屋里啃着冷馒头，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录取通知——那封写着“遗憾未能通过”的邮件，像一把钝刀子，一下下剜着他的心口。可现在……他低头看自己身上的蓝布衫，袖口磨得发白，领口处还缝着几道补丁，针脚歪歪扭扭，却透着一股倔强的暖意。
这是八十年代初的夏末。他不是杨兴武了，他是杨兴武，一个刚升高三、住在城郊老槐树根下的男孩。他叫杨兴武，但村里人总爱唤他“小武”，因为他从小话少，却总把书本揣在怀里，连放牛也带着《高中物理》。他家三间土坯房，墙皮剥落处露出黄泥，院角堆着几袋化肥，墙头挂着一串红辣椒，在风里轻轻晃荡。母亲蹲在灶台边揉面，头发用旧毛巾裹着，额角沁着细汗；父亲坐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锅里的火光忽明忽暗，映在他沟壑纵横的脸颊上。
“小武，吃饭。”母亲的声音低沉而温和，像老屋檐下滴落的水珠。
他应了一声，接过碗，米汤滚烫，上面浮着几粒油星。他没动筷子，目光却落在窗台上那盆绿萝上——叶子宽大，脉络清晰，仿佛在无声地提醒他：这日子，还得往前走。
高考在即，镇上唯一一所高中——城关中学，成了全镇人的希望。教室里没有空调，只有一排老旧的木窗，窗框缝隙里塞着旧报纸，风一吹就呜呜作响。讲台上的王老师是复员军人，说话带点口音，声音洪亮：“你们这些孩子啊，别总想着‘考不上就回乡’！现在国家要恢复高考，就是给咱们一条路！路是人走出来的，不是等来的！”
杨兴武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耳朵竖得像两片薄薄的叶子。他记得去年冬天，隔壁李家二哥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，硬是把大学通知书退了回去，后来去城里打工，临走前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上刻了一行字：“我欠你三年青春”。那字迹歪斜，却像一道烙印，深深扎进他心里。
他开始早起。天还没亮，他就摸黑起身，踩着露水跑进村外的小河沟边。河水清冽，他蹲在石头上洗把脸，再掏出课本背诵古文。晨雾散开时，他听见远处传来鸡鸣，还有几个背着竹篓的孩子朝学校方向走去，脚步轻快，像一群刚刚破壳的雏鸟。他咬紧牙关，把《英语词典》夹在书包最底层，那是他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买的，书页已经卷边，封面泛黄，却比任何奖状都让他踏实。
中午放学，他常不回家吃饭，而是坐在校门口的石阶上，一边啃着从家里带来的窝头，一边翻看借来的习题册。邻座的张志远是班长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两人常常一起讨论数学题。张志远家境比他好些，父亲是供销社会计，家里有台收音机，每天晚饭后，他们就围在那台老式机器旁听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，偶尔还能听到广播里播的一段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：“……全国统一考试，择优录取，欢迎广大青年踊跃报考……”
“小武，你真打算考？”张志远突然问。
杨兴武没抬头，只是把铅笔在掌心摩挲了两圈，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吹散：“我……想看看，能不能把这条路走通。”
张志远笑了，拍了拍他肩膀：“你要是考上，我就给你写个‘状元’横幅，挂在我家门楣上。”
他没答应，也没拒绝。只是默默点头。
那年的夏天格外闷热，蝉声嘶哑，像无数细小的锯子在反复切割着空气。他晚上睡不着，便把灯拧到最亮，趴在桌上写题。墨水洇开，字迹模糊，他用橡皮擦掉重写，再擦，再写，直到眼皮沉重得抬不起来。有时他甚至会梦到自己站在考场门口，手心全是汗，手里攥着那张印着“准考证”的纸，纸角已经卷了边，像一只欲飞未飞的蝶。
高考那天，他早早起床，穿上了母亲连夜缝好的新褂子，领口还别着一枚褪色的红领巾——那是他小学时的遗物。他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，看着满树浓荫，忽然想起父亲曾说过的话：“人这辈子，能撑住一口气，就不算白活。”
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时，他走出校门，天空飘起了细雨。他没打伞，任雨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凉丝丝的，却有种奇异的清醒。他看见几个同学在雨中追逐嬉闹，笑声清脆如银铃；也看见一位老人拄着拐杖，缓缓走过街角，手里捏着几张皱巴巴的粮票，眼神平静而坚定。
回到家里，母亲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，他一口一口吃着，眼角有些湿润。他没有说太多话，只是默默把那本《数理化复习提纲》重新装订好，用透明胶带一层层缠绕，封面上工整地写着两个字：未来。
那一年，他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信封是淡蓝色的，邮戳清晰可见，日期是1984年9月1日。他站在院门口，阳光穿过树叶洒在他身上，光影斑驳，像一幅流动的油画。他把通知书紧紧贴在胸口，仿佛捧着一颗跳动的心脏。
他知道，这不是终点。这只是他真正出发的第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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